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对这一咄咄逼人的反应不知所措。然而两个月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返回马贡多时，这种茫然无措更变成了惊慌失措。连乌苏拉对儿子的变化这么大也感到吃惊。他这次回来既没声张，也没带卫兵，尽管天气很热，却裹着一条毯子，他带着三个情妇住在一间屋里，大部分时间就躺在吊床上。他几乎难得看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报文件。有一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向他请示一桩有关撤出边境上一处地方，以免引起国际冲突的危险的事情。

“这种芝麻绿豆事，别来麻烦我。”他命令道：“你问一下上帝就行了。”

这个时候或许是战争打到最关键的时刻。那些起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暗中与保守派地主互相勾结，以阻挠审查地契的工作。那些在流亡中靠战争来积攒资本的政治家已经公开谴责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突然决定。但就是这样有失他声望的事变，看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也等闲视之。他没有重读过自己的诗句，那些诗已有五卷多，压在箱底里已经被遗忘了。晚上或睡午觉的时候，他从三个女人中叫一个到吊床上来，与之温存一番后，他便沉甸甸地象块石头似地睡去，丝毫看不出他担什么心。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自己那颗惶惑不安的心已注定永远飘忽不定了。起初，他被凯旋的荣耀、被难以置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觊觎深渊中的显赫权势。他很高兴把马尔波罗格公爵作为自己的右臂，他是自己在军事艺术上的伟大导师，他那老虎皮带爪子的衣服令大人们尊敬，叫小孩子们害怕。正是此时他决定不管什么人包括乌苏拉在内都不许靠近到离他三米以内的范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他周围的地上画上一个圈，他站在圈中央那个圈里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用简略而不容违抗的命令决定着外界的命运。他在蒙卡达将军被枪决后第一次到马努雷时，急着去了却他的枪下鬼的遗愿。蒙卡达将军的遗孀从他手里接过眼镜、勋章、怀表和戒指，但不让他跨进家门。

“您别进来，上校。”她冲着他说：“战场上你作主，这儿可由我当家。”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露出任何怨恨的神色，但只是在他的私人卫队洗劫并夷平了蒙卡达将军遗孀的房屋时，他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奥雷良诺，你得注意点自己的良心。”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这个大活人已经在腐烂了。”这个时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了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从理想主义者、野心家、冒险家、对社会不满的分子，直到通常的刑事犯。甚至还有一名犯了贪污国家资金罪的前保守党官员，他乘混乱之机逃避审判。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在这些观点不同而差点闹内讧的五花个以阴险著称的头目，叫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他是纯印第安人，凶狠野蛮，目不识丁，不言不语，却心狠手辣，并具有救世主的才能，他手下的人对他崇拜如狂。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统一起义军的指挥权以反对政治家们的阴谋。可是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他的意图实施之前便抢先下手，不到几小时，他便破坏了由最优秀的指挥者们组成的联盟，抢夺了中央指挥权。“这是一头必须格外留神的野兽。”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对他的军官们说：“对我们来说，此人比保守党的作战部长还危险。”这时一位很年轻的上尉非常谨慎地举起了食指，他平时的腼腆怕羞是出了名的。他说：

“这很简单，上校。”他建议：“应该把他杀了。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感到吃惊的倒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残忍，而是怎么会把他自己的想法抢先一秒钟表达出来的。

“你们可别指望我来下这样的命令。”他说。

他真的没下这样的命令。但是十五天后，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在一次埋伏中被剁成了肉酱，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升任总司令。就在他的权力得到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这天夜里，他突然惊醒过来，叫喊着要毯子。他身上一阵发冷，刺骨透心，这冷气即使在太阳当空的时候也折磨着他，使他好几个月都不得安睡，直到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感觉。陶醉于权力的心情在阵阵冷颤中开始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战胜寒气的办法，他叫人枪毙了那个建议谋杀泰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甚至还在他脑子里形成之前就被执行了，并且总是执行得远远超过他敢于达到的地步。他讨厌那些被攻占的村镇里的人们向他欢呼，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人，也同样向他的敌人欢呼。他到处都遇到青年们用他的眼睛看他，用他的声音同他说话，用他向他们打招呼时那种同样不信任的神态向他致敬，并且说他们是他的儿子。他只觉得自己被分散在各处、被重复着，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他深信就是自己手下的军官也在对他撒谎。他跟马尔波罗格公爵一起战斗。“最好的朋友，”他经常这样讲，“就是刚刚死去的人。”他对自己的犹豫不定、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恶性循环厌倦透了。这场战争使他老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他越来越年老、越来越衰竭、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如何打以及打到什么时候。他的粉笔圈外总有一个人在，这个人需要钱，或者因为他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或者因为他嘴里再也无法忍受战争的污秽臭气而想去长眠，只不过此人还能用最后一点力气立正向他报告：“一切正常，我的上校。”而正常恰恰是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可怕的事情：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形影孤单，被预兆撇在一边，为了摆脱这种将伴随他直至老死的寒冷，趁着回忆最陈旧事物的兴致，在马贡多找了最后一块安身之处。他百无聊赖，当告诉他党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到达，受命前来跟他讨论战争何去何从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个身，半眠不醒地说：

“把他们带到妓女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