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带了支左轮手枪，”她轻声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四下一望，确信卫兵看不到他们。“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压低了声音回答：“不过，您给我，不要出去时给他们搜到了。”乌苏拉从胸罩中取出手枪，他把枪藏到行军床的席子下面。“您现在别告别了。”末了，他十分平静地强调说：“您别去央求谁，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您就当作他们早就把我枪毙了。”乌苏拉咬紧嘴唇，以免哭出声来。

“你把热的石块放在腋疮上，”她说。

她侧过身来，出了屋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一直到关上了门。他又伸开两臂躺下了。打从他少年时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预感能力起，他就想，死亡该是由一种确凿的、不会搞错和不可更改的信号来宣告的，但是现在他离死亡只有几个钟点了，这样的信号却还没来。以前有一次，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让她去看他。卫兵们让她进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儿一些做母亲的有种狂热的崇拜，她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有名的武士的房里，据她们自己讲，这是为了使后代更加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姑娘进房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者的诗。他背过身去，把稿纸放到他存放诗作的抽屉里锁好。这时他感到死神临头了。他抓起抽屉里的手枪，头也不回地说：

“请不要开枪”

当他举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来时，姑娘已经放下了她的枪，呆呆地不知所措。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暗算中的四次。相反，一个一直没被抓住的人有天晚上进了马努雷革命军的兵营，用匕首捅死了他的亲密战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而这天晚上正是奥雷良诺把行军床让给他，好让他出身汗退退烧。当时，他睡在同一间房里离开几米远的另一张吊床上，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曾努力想系统地总结这种死亡的预兆，结果却是枉费精力。这些预兆突如其来，发生在清晰得异乎寻常的一闪间，它们象瞬息即逝而又确凿无疑的一个信念，但却无法捕捉得住。有些时候，它们来得那么自然，在未付诸实践之前，他都不把它们看作预兆；而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却没有兑现。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迷信的冲动。但是，当他被判了死刑，人家问他临死前有什么愿望时，他却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个预兆，并受到启发，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要求这个判决在马贡多执行，”他说。

庭长不高兴了。

“你别自作聪明了，布恩地亚。”法官对他说：“你的花招是想拖延时间。”

“我的要求如果你们无法满足，那就悉听尊便。”上校说：“不过，这就是我的临终遗愿。”

从那时起，那些预兆仿佛不来光顾他了。乌苏拉那天来探监后，他想了好久。他的结论是，这一次死神大概不来预先通报了，因为他的命运毕竟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刽子手。腋疮痛得他彻夜未眠。天亮前不久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自言自语道。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个时候，老人正在阴郁的晨光里，在栗树下思念着他。上校既不害怕，也不留恋，只是想到这一人为的死亡将使他无法知道那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门开了，看守端了杯咖啡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腋下还是火辣辣地疼痛，发生的事跟昨天完全一样。星期四，他和看守他的卫兵们一起吃了奶制的甜食，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那衣服绷在身上显得小了，还穿了那双漆皮靴子。但是，到了星期五，仍然没有来枪毙他。

事实上，他们不敢执行枪决。居民们的反抗情绪使军人们不得不考虑，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在马贡多，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去向省府的当权者请示。星期六晚上在等候答复的时候，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只有一个女人而且还是受了威逼，才敢把上尉领进房去。“她们都不愿跟一个死到临头的男人睡觉。”那女人坦率地对他说：“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的所有士兵，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一个一个地迟早会被杀掉。”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跟其他军官谈论起此事，那些军官又跟他们的上司去议论开了。到了星期天，尽管谁也没有说穿，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天里紧张的平静，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军官都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担任行刑队的差使。星期一，邮局里传来了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晚上，军官们把写有他们姓名的七张纸条放进一顶帽子里，罗克卡尼塞洛上尉的多舛的命运就由那张中彩的纸条指明了。“人背运了，是没有生路的。”他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苦涩。“我真他妈的生得晦气，死得窝囊”清晨五点钟，他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行刑队，让他们集合在院子里。然后他叫醒了犯人，一语双关地说：

“咱们走吧，布恩地亚，”他说。“我们的时辰到了。”

“原来这就是预兆，”上校答道。“怪不得我正做着梦，梦见我胳肢窝里生的疖子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