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

《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确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

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象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按语】

对人的认识，比对物的认识难得多。因为物不会作假，不会演戏，而人，由于种种原因，学会虚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课，太真、太实必定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假戏真作、真戏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撩乱，莫辨真伪。难怪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礼下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其实就是当时身死，盖棺不能定论，历史还是会还他以本来面目的。君不见彭德情乎？死时身上还有那么多污水，可他的历史形象却是无比圣洁的。第二个办法更省事一些，就是见真招，不管戏台上武松多么威风，只要放一只真老虎到台上去，你就是给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济事。

这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一个热门话题，一些真真假假的千里马在报刊、杂志上呼唤伯乐，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假千里马还是可以享受精饲料，真千里马却只好仍然拉车爬坡。其实，要真想分清谁是千里马，何必非有伯乐不可，只要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上一鞭，是马是驴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的。笔者又想到这些年的考评：干部自评、互评、群众评议、面对面、背对背、统计、造册、输计算机，真是搞得煞有介事，其实仍然是在严肃认真地演戏而已。看一个干部是否廉洁，是否称职，哪要那么复杂，只要把他和老婆、儿子的衣、食、住、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一比，就什么都清楚了。这就是所谓“息辨”。